最新关于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

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

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6.5公里的汾河东岸，处于塔儿山（明清时称为崇山或崇峰）西麓，该遗址西北——东南最长2400米，东北——西南最宽1800米，面积约400万平方米。

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，对该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，发现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、分级墓葬以及铜器、有文字陶器、各种礼乐重器等大批珍贵文物，为揭示我国龙山时代社会等级制度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，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。过去的发掘重点在墓地方面，生活区域工作相对薄弱。为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学术作用，从1999年秋季开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又与临汾市文物局合作，恢复了对该遗址的发掘，重点是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。

由于洪水冲刷，陶寺遗址被几条大沟分割为几个形状不规则的台地。为方便工作，我们依地貌划分了八个发掘区：陶寺村与大小南沟之间的台地东南部为Ⅰ区，西北部为Ⅲ区；大、小南沟与中梁沟、赵王沟之间的台地东南部为Ⅱ区，西北部为Ⅳ区；中梁沟、赵王沟与宋村沟之间的台地中部为Ⅴ区，东南部为Ⅵ区，西北部为Ⅶ区；宋村沟以西为Ⅷ区。

经过前后三年共五个季度的发掘、钻探以及广泛而深入的调查，我们终于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。

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，中梁村和宋村以东，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，处在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上。

目前已发现城址的北、东、南三个方面的城墙。就现知情况来看，城址方向为312度，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梯形。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，最小距离为1725米；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。城址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。

北面的城墙有三道，由北往南编号依次为Q1、Q2、Q3。

Q1位于最北部，大致呈东西向。残长约120米，墙体上宽6.6~7.5米，下宽7.6米，残高0.8~1.5米。由夯土筑成

城墙Q1(由北向南拍摄)

Q2位于Q1南185米处，东段与Q1大致平行，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，已发现部分约长740米。据ⅣT8发掘了解，墙体上宽7米，下宽7.3米，残高2米。墙体由夯土筑成，其下有口宽底窄的基槽。基槽填土较结实，但未经认真夯打。又据ⅤT1发掘得知，在Q2西端断头处以西，在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下有砂石层，再下为生土，推测墙体有毁于洪水的可能。

Q3位于Q2以南25米处，已发现部分长250米。西段基本上与Q2平行，东段逐渐与Q2合并在一起，然后向东南方向延伸，东端被南沟毁坏。据ⅣT6发掘得知，墙体上下宽达11米，南侧高出生土0.3

米，北侧厚达8米。其下部夯土厚3.3米，上部4.7米则由掺有大量碎石粒的稠泥拍打堆筑而成。

东面城墙一道，编号Q4。Q4呈西北——东南走向，长1660米以上，宽8~10米。墙体北段结构与Q3基本相同；南段结构有的与Q1相似，有的地段（ⅠT3）的筑法则是先在内、外两侧夯筑挡土墙，之后在中部填土踩踏夯砸墙芯而成。

城墙Q4

(由北向南拍摄)

南面城墙有二道，由南往北编号Q5、Q6。

Q5位于最南面，东北——西南走向，中段较平直，东段向北弧弯往Q4南端靠拢，西段呈曲尺形拐折，发现长度约875米。

Q6位于Q5的北侧，与Q5中段大致平行，相距200米。在Q5向北曲折部位二者相距约100米。Q6的东端向南弧弯往Q5方向靠拢，尽头处相距约10米。Q6现存长约1550米。据ⅥT1发掘得知，Q6墙体宽8米以上，其下有深约3米的基槽，建筑方法与ⅠT3内所见的`Q4近同。

在城址东南部Q5、Q6之间，还钻探出一堵方向与Q6垂直的墙，编号为Q7，其北端与Q6相接，长度可确定部分长约50米。

西面城墙情况不明，可能已毁于宋村沟。

发掘情况表明，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，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遗存。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。但据遗物分析，有的城墙建筑年代略有先后，如北面的三道墙体呈逐步外移之势。

在城内，还发现有夯土墙四道，编号分别为Q8、Q9、Q10、Q11。其中Q8呈东西走向，长约200米，宽约4米。这些墙体形状和性质尚未明了，不排除是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围墙的可能。此外，还发现有一些夯土遗存，最大的面积可达80平方米，或许是大型建筑基址。

另外，在北面城墙Q1北侧，还新发现了一处陶寺文化晚期的墓地。清理了12座。其中M11是座中小型的竖穴土坑墓，发现了一件铜齿轮形器，经金相分析，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。

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：

第一、它为探索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对象。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地区。史籍记载，临汾古称平阳，这里曾是“夏墟”、“尧都”故地，史家有“尧都平阳”和禹“又都平阳”之说。陶寺城址属于陶寺文化中期，按碳十四测年估计，当在距今4400~4200年之间，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。陶寺城址规模宏大，面积达200万平方米以上。它比王城岗、平粮台等城址大许多倍，比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——山东茌平教場铺城址大100多万平方米，也比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址——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，是全国同时代的城址中最大的一座。尽管我们现在尚未无确证可以说明它与“尧都”或“禹都”有何必然的联系，但它在地望、年代与规模等方面，都与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条件相称。这就为探讨尧舜禹时期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对象。

第二、它使陶寺遗址所具备的文明迹象更为鲜明和全面。城址、金属、文字、阶级、礼制等事物的出现常视为古代文明形成的要素和标志物。陶寺遗址在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的发掘曾发现过不少与此相关的遗存：在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（这只占整个墓地很小的一部分），有大、中、小三种规格。几座大墓长3米余，宽2米余，每座出有一、二百件随葬器物，其中有鼍鼓、石磬、土鼓、龙纹陶盘等礼乐重器和成组彩绘漆木器、彩绘陶器和玉石器。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，出有陶器、玉石器、木器等物。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十分贫乏，有的一无所有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当时社会确已存在阶级，贫富分化明显。大、中型墓随葬的玉石木器与陶器常常成套出现，漆木器与陶器互相配套，显示了礼制的特征。居住址发现的一个扁壶上朱书有一个形似甲骨文“文”字的字符，估测文字在当时有可能已经产生。一座墓内发现了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铃，确证当时已有金属制品。现在，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址，并且发现有砷青铜制品。这就使陶寺遗址所具有的文明迹象更为丰富和突出了。象陶寺遗址这样有诸多文明要素和标志物同时存在的情况，在同时期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。因此，陶寺遗址可以视作探讨我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典型。

第三、它可以作为我国尧舜禹时期社会已经进入初期国家的标志。据《尚书》等史籍记载，尧舜禹时期国家机器已初具规模。当时已有十二牧、司空、司徒、后稷、虞、典乐、纳言等各种职官，管理国家事物；有流放、官刑、教刑、赎刑等成套刑法维护社会秩序；又有强大的军队放驩兠、竄三苗，对外族实行征讨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社会发展已脱离了氏族部落阶段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当时与陶寺城址同时存在的城址很多，正是邦国林立，彼此展开武力兼并、掠夺的反映。这种频繁而具规模的战争，必然会促进国家形成和君王权力的集中。可以说，城就是某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中心，在这个意义上，都城就是国家的物化标志。陶寺城址规模宏大，它的存在表明，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，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，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。而“筑城以卫君”，陶寺城址的兴建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。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考古发现考虑，似可把陶寺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。

总之，陶寺城址是我国尧舜禹时期的一座都邑性城址。它的存在，表明当时社会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了初期国家阶段。因此，它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中具有突出地位。